一条道走到黑

　　杨伟军

　　现在想来，当年那个瞎子准确判定了二叔一生的命运。

　　反过来说，不是那个瞎子，二叔也许不会一条道走到黑。

　　我的二叔叫孙二宝。

　　一

　　那年，孙二宝十一岁。一个久雪初晴的下午，阳光明媚，远处的三峰山像穿着一身雪地迷彩，山顶的白雪还闪着耀眼的光芒。这也是开学的第一个周六，在邻村小学上五年级的孙二宝背着书包奔在回家的路上，他心里揣着一份激动急于向家里人倾吐，就象他身上穿着的那件棉衣随时都在向外吐着棉絮。

　　寒假写的一篇作文被严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严老师还煞有介事地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孙二宝同学的这篇作文好在何处。对于平时成绩一般的二宝来讲，是很激动的事。

　　二宝还未进家门，就听见里屋母亲李云凤的声音。

　　“您是说俺家二宝这辈子是个靠笔秆子吃饭的人?”

　　“是这样。”

　　二宝听出和母亲说话的人是常来村里给别人算命的吴瞎子。吴瞎子家在好几架山外，走路得大半天，只因人们都信服她算得准，所以在方圆几十里名气很大。吴瞎子没有“赛半仙”之类的外号，但除了一些不懂事的小屁孩直呼她为“吴瞎子”外，人们总是按照她的姓氏和拐弯抹脚的关系冠以称呼，就像现在李云凤也叫她姑妈一样。正因为这样，在那贫瘠的山里，吴瞎子走东家串西家，享受着山民们尊敬。除了眼睛的毛病，体态甚是富态，面色竟然比公社书记的还要红润。

　　“呵呵呵呵。”李云凤压低声音的笑，但带着明显掩饰不住的喜悦，“如果真能这样，俺家就烧了高香啊。二宝真成了靠笔杆子吃饭的人，我就领他给姑妈您老磕头去。”

　　二宝听到吴瞎子和母亲的对话，呆了半晌，然后像被别人揭穿了某种隐私一样，悄悄地从屋子里退了出来，一口气跑到后山的山顶，敞开浸着汗水的棉衣，对着远处的三峰山“啊”“嗬”地吼叫。

　　二宝没到过三峰山。听大人讲，站在三峰山顶能听到长江的奔腾。自从学了“我爱长江黄河”一课后，孙二宝就有一睹长江风采的愿望。而现在，他更是无限地遐想着长江的样子，心里也随之奔腾着。直到冷风吹得湿透的棉衣冰凉让二宝打了一个寒战，他才从梦游中醒过来般地回家，仍带着一身莫名的兴奋。

　　李云凤骄傲而爱怜地审视着儿子，没有说话，随手将招待吴瞎子剩下的半碗腊肉炖阴米粥端到了儿子面前。

　　这是山里平常人家招待贵客才精心烹制的美味，孙二宝的记忆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品尝机会。

　　二宝看着母亲，好像内心被窥透的模样，接过饭碗羞涩地笑了。

　　当晚，罗家河村的孙德贵家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在他媳妇李云凤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家庭会议并形成了决议。初中刚上了一期的大宝被母亲告知交不起学费退学。三崽满伢生性顽劣，在学校跟没在学校一样，整天逃学，满山追野兔掏鸟窝自己也常被父母提着竹竿追的野兔似的满山跑，不是读书的料，再说现在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会算狗肉账了，也就算了吧。所有卖鸡蛋攒的钱，只能保证二宝一个人的学费。李云凤还一一给三个儿子做思想工作，并给他们各自规划着未来连带描绘美好的前景。会议开完已到深夜，大宝哭了，满伢笑了，二宝倒是作了磕磕巴巴但雄心壮志的表态发言，只说出息了一定会帮助哥哥弟弟。而他们的父亲孙德贵则坐在火边象只猫似的将头搁在膝盖上，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孙德贵不是哑巴，他还是一家的户主。生产队凡是与他家相关的事，叫的都是孙德贵，但每次应声的，总是李云凤。

　　满伢上学的时候几乎成了养蚕专业户，可惜养蚕从来就不是罗家河的产业。

　　有一段时间满伢常常吃完饭就背着书包出门了，别的孩子放学了他也回家，没一点异样。直到有一天学校的秦老师捎口信说孙满伢是不是病了怎么多天没有上学，李云凤才知道三小子天天背着书包只是装个样子，但她没有声张。

　　第二天，满伢像往常一样，往书包里揣了两个红薯，望了望正蹲在灶前烧火煮猪食的母亲说：

　　“读书去啊。”

　　“去吧。”

　　孙满伢大意了，他不知道母亲提着烧火棍远远地跟在后面，一直跟到村口那个废弃的瓦窑里。黑乎乎的瓦窑里布满了蚕丝。

　　“你这个砍脑壳的，我辛辛苦苦攒点钱供你们读书容易吗，”李云凤看见满瓦窑的蚕丝，气不打一处来，“你却跑这瓦窑里养蚕来了。”

　　孙满伢吓了一跳，情知不好，无奈窑口被提着烧火棍的母亲堵住，想逃逃不了，屁股上吃了狠狠的一棍。第二棍还没下来，满伢却如泥鳅般溜出了瓦窑，边跑边喊：

　　“救命啊，李铁匠打人啦。”

　　李云凤听得满伢叫自己是铁匠，又好气又好笑，转身想追，但看他跑得比兔子还快越去越远，知道自己跑不过，就用手中的烧火棍将瓦窑里的蚕山捣了个稀巴烂，顶着一头的蚕丝回家了。

　　不读书好啊，正合满伢心意，他有了更大的自由，整天乐不思蜀。罗家河村没钱上学的十来岁的孩子多的是，能上完三年级的孙满伢在伙伴中还是个文化人，理所当然就成了头头，带着一群孩子在村子里追追杀杀。

　　闲来无事，一帮小屁孩还把深山沟里的一块大石头硬生生磨成了一张永久性的棋盘。下棋很快玩腻了，他们又不知从哪里偷来一幅麻将，无师自通地在这张棋盘上玩开了。

　　“德贵儿，”李云凤知道后，气的脸色铁青，“这个砍脑壳的太不像话了，到张铁匠家借个大锤把他的棋盘砸喽。”

　　孙德贵就默不作声地借来了大锤，背到山里叮叮当当整了大半天，累得一身酸痛，却只在那张棋盘上留下一些密密麻麻的锤印，万般无耐只好作罢。

　　以勤劳朴实为立身做人之本的罗家河村民，看到这群孩子不学无术实在出格，免不了数落几句，总被他们一句“卵相干”顶了回去。他们只怕一个人，那就是孙黑头，孩子们见了他都叫黑头大爷。孙黑头上过朝鲜战场，是罗家河村主持公道的人物，深得村民的尊重。他见一群孩子闹的太不像话，照这样下去，不成地痞流氓才怪。

　　一天，孙黑头半道截住这群孩子，威胁说再这样闹下去，就叫民兵捆起来送公社。

　　满伢胆儿再大，也不敢当面顶撞黑头大爷。手下的喽啰们更是被唬住，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他们都见过民兵把人捆的跟粽子似的样子。

　　待黑头大爷走远，孙满伢首先出声：

　　“怕个卵。”

　　一群孩子就开始想着报复的法子。孙满伢力排众议，要在通往孙黑头家自留地的必经之道挖一个陷阱，而且陷阱设计的尺寸让孙黑头长了翅膀都飞不过去。

　　这种阴暗动作只有他能想出来。

　　陷阱伪装好后，喽啰明忠望了望路旁的悬坎，还是有些担心。

　　“满伢哥，他滚下去怎么办?”

　　“他不滚下去我们挖这个干啥?”孙满伢恨恨地说。

　　害怕的明忠脱离了满伢的阵营，独自回家。

　　黑头大爷果然中招。第二天一早，孙黑头去浇菜，连人带粪桶滚下山坡，一身大粪不说，还摔破了脚踝骨。这个连“联合国军”都没把他怎么样的孙黑头，就这样让几个小屁孩儿整瘸了腿，带着一根拐杖过了下半辈子。

　　明忠经不住大人们连唬带哄终于道出了真相，满伢一伙也因此事让大人们追了几道山梁，几天没敢回家，害得村里几块红薯地象野猪拱过似的满目疮痍，山上储存的两摞耕牛过冬的干草也被他们晚上点着御寒了。村民的意见大了，严厉要求各家各户将这群“孽障”收回好生管教。

　　李云凤哭丧着脸说你们要我怎么办?追又追不到，坐牢又不够年龄，你们看怎么办吧，别把他打死就行了。

　　孙满伢的行为让罗家河村的人们都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这孩子长大了迟早是吃钵钵饭的人。

　　吃钵钵饭是山里人的说，只有监狱蹲大牢的人才有资格。

　　二宝朝着靠笔竿子吃饭的理想信心十足地迈步了。每天早上，当大宝早起去地头抢一个好活面的时候，他就起床，自己炒点红薯米饭，再在书包里揣上两个母亲隔夜就准备好的红薯或玉米窝头就上学去了。村里的人们时常告诉李云凤，说二宝在来去的路上手里都捧着本书呢。每每此时，李云凤总是抬起下巴，骄傲地微笑着。但学习成绩与二宝的努力似乎并不成正比，每次考试成绩并不理想。

　　李云凤趁一次赶集的机会，找到了严老师。

　　学校条件很差，严老师身兼校长和两个年级的班主任。那个年代的孩子对这种复式教学法都不陌生，一个老师伺候两个年级学生的课程是常有的事情。

　　“我家二宝怎么每次考试总是只有六、七十分呢?”李云凤脸上堆着笑，小声地问。

　　“孙二宝成绩还不错啊，”严老师说，“还很有文采，只是有些偏科吧。”

　　“还要请严老师多费心啊。”

　　“应该的应该的。他自己也很努力，应该有个好前程。”严老师说。

　　现在想来，高中没上完的严老师能有多少水平评价一个小学生的文采，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也许他根本就只是随便说说而已。面对本来就不多的学生，这个细胳膊细腿靠教书来挣十分工甚至想有更大前途的二十不到的小青年，若不给家长打气供学生读下去，就有下岗扛锄头的危险。但没读过书的李云凤仍相信严老师的话应了吴瞎子的掐算，自家二宝将来真是个靠笔杆子吃饭的公家人。而什么偏科，李云凤根本就不理解是怎么回事。

　　就在小学快毕业的一天，严老师带着全校老师和学生敲着锣打着鼓，将胸前挂着大红花的二宝送回了家。李云凤被那场面懵住了，依稀听说是二宝写的什么东西上书了。

　　那是地区教育局出的一本小学生作文集，其中刊载了二宝一篇名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文章中，二宝说他的梦想是当个作家。

　　能看见自己身边的小屁孩写的东西变成书上印着的文字，使整个罗家河的人们都兴奋起来，仿佛是全村人的荣耀，孙二宝一下子成了议论的焦点。李云凤也骄傲地接受着人们羡慕的眼光。有人来家里串门，不管人家是否识字，李云凤总喜欢拿出一本书来让人家看。

　　“这是俺家二宝写的，都印在书上呢。”

　　“你们家都出作家了，这伢儿出息啊。”来人总是恭维地说。

　　“嗨，谁知道今后成个什么人啊。”李云凤故作谦虚，但谁都能听出她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

　　“肯定是个公家人哪。”人们都这么恭维着。

　　……

　　二宝一开始对“作家”的头衔扭捏着不肯接受，虽然他的梦想确实是当一名作家。他知道严老师是这篇作文的一半作者，但顶不住“作家”头衔带来的兴奋和快乐，特别是村里人赞许的眼神，慢慢地也心安理得了。

　　少年的心容易被虚荣陶醉。

　　其实，这篇作文的最大受益者是严老师。作文能在书上发表，在当时的公社教育系统来说，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乡联校迅速地对严老师给予表彰并转为公办教师。转正那天，严老师的老爹与严老师在公社当副主任的舅舅晚上喝醉了，在将舅哥送回家转来的路上，严老师的老爹和一只不知谁家的狗也醉卧在一起。深夜被人发现时，老严还搂着狗脖子呢喃：舅哥儿啊，谢谢你啊。

　　二宝顶着“作家”的光环顺利地升到了公社中学。虽然他的数学考试刚及格，但语文得了高分。特别是作文，据说得了满分。

　　从罗家河上公社中学有十几里山路，由于条件简陋，所有的学生都跑通学。正因如此，偏远山村里的孩子即使考上了，也有很多自动放弃上学。

　　二宝知道自己肩负着全家的希望，也非常珍惜上中学的机会，他比以前起的更早也更勤奋了。孙二宝不想耽误哪怕一分钟的学习时间，但那天他感觉肯定要迟到了，因为他睁开眼就发现天已大亮。孙二宝来不及吃饭，往书包里揣了几个红薯就一路小跑上学去了，赶到学校刚碰上看门的老头穿着大裤衩子起夜，这才想起一路上没有碰上一个人，是月亮挂在天上，惊出了一身冷汗。待李云凤早上醒来隔着墙壁喊了半天，没见二宝起床，才发现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就出门了，赶紧和丈夫一起赶往学校。

　　“遇到豺狗你怎么办啊。”直到二宝好端端站在面前，李云凤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出声来。

　　李云凤从学校回来，从枕头下拿出一个脏兮兮的手绢交给丈夫孙德贵，让他再上公社一趟买只闹钟。可孙德贵在公社兜了一圈回来说手绢里的钱不够，李云凤顺手舀起一瓢苞米撒在地上，将几只鸡召唤过来，抓起一只就往孙德贵手上塞。

　　“想办法把这只鸡卖了，怎么地也要将闹钟买回来，要快。”李云凤命令。

　　孙德贵领命，不敢怠慢，提着一只鸡疾步而去。

　　那时候，即使是公家的人，买只鸡改善生活也要好一阵子掂量，农民卖只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对于贫穷的李云凤一家来讲，要卖掉一只正在生蛋的母鸡，更是需要站在全年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来考量的。

　　而当时的李云凤，根本不给自己思考的机会。

　　大宝是希望读书的。但自那天家庭会议决议生效后，大宝就知道自己这辈子永远告别了学校和书本，只能与土坷垃打交道了。他也曾有自己的理想，只是不善于将自己的想法与任何人交流，他同样希望自己能成为公家的人。大宝早就在心底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在学习时总憋着劲啃着高一个年级的课本，他不知道自己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和囫囵吞枣的学习方式导致成绩不上不下，最终害了自己。大宝不被李云凤看好，正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一般，吴瞎子的话让他的拼搏戛然而止，甚至连分辩和挣扎的机会都没有。面对母亲的安排，大宝不敢抗争，也许他也相信瞎子的话，对大弟抱有同样的希望。

　　二宝怎么都想不到，吴瞎子被母亲请来为他们三兄弟算命的时候，大宝就在母亲的身边。

　　大宝认命。

　　两年后的大宝可以每天挣七分工，已经赶上大姑娘小媳妇的工价，却越来越沉默。也许是因为大宝的沉默让人觉得稳重，经孙黑头推荐，村里安排他到后山林场给护林员李大爷帮忙。大宝很聪明，他在山里砍了一根不常见的紫竹，自己做了一支萧，整天别在腰里，空下来的时候总是呜呜啦啦地吹。

　　林场在后山山腰，大宝的箫声传得很远。

　　“这伢儿，心里苦啊。”一天晚上，李云凤听着箫声，对同样辗转睡不着的丈夫说。

　　在当护林员的日子里，大宝渐渐有了男子汉的雏形。其实，大宝虽然只上了一年初中，但肩头早就磨掉了几层皮。那时的公社中学，相当简陋，学生的任务一是运动，二是劳动，第三才是学习。运动就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听老师念人民日报文章，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劳动就是学校喊着“将学校建设得更美好”的口号，发动全体学生在距学校三里之外的大河边挑沙运石，修那永远也修不完的房子操场和围墙。没几个人对运动真正感兴趣，只是瞎混混闹着玩罢了。大宝更没兴趣，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学习，文化课已经压缩得只剩下一天三两节了。劳动是躲避不过去的，学校规定每个学生一天要挑半个立方才能回家，男女同学都一样。一起读书的同学，都是农村的孩子，肩挑背负是很正常的事情，除了个别女生也很少有家长帮忙。大宝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从未向父母叫过苦，一条扁担两只撮箕三里路来回奔波，肩头红了，肿了，出血了，结痂了，长茧了。

　　李云凤和孙德贵也知道，也心疼，但不说，说了也没用，帮不上忙，都要挣工分。

　　那所中学建设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美好过。

　　二

　　二宝上到初三的时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了。

　　公社改成了乡，罗家河大队也改成了罗家河村。不论怎么改，都以穿村而过的小河为名。至于这条小河为什么叫罗家河，据说是很早以前这条小河的左右两侧的水田坡地和山林都属于一个罗姓的大户人家所有，但这毕竟只是传说，没人能说的清，因为在罗家河村近一千村民中没有一个姓罗的。现在，罗家河按自然聚集的状况被分成了大大小小十多个生产小组。

　　罗家河村也不例外。耕牛一头，猪崽一只，水田三亩，旱地六亩，山林十亩，还有一些犁地耙田的农具和种子，就是李云凤一家分产到户的全部财产。日子好像有了点希望，但李云凤的心却并没有热起来，反而让穿墙而过的寒风扫得直哆嗦。

　　虽然实行了责任制，但政策的事谁也说不准，过去的那么多年，政策变来变去，运动一个接一个，好多知识分子都被折腾的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何况整体算得上是文盲的农民群体。真富起来，准保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再说就凭人均那点土地，谁又能富得起来。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好的生活。

　　大宝看护的那片山林在罗家河的地盘上，但不知为什么却收归集体管理成了乡林场。这片几千亩茂盛的林子里还有很多几人合围的大树，除了林场场部，林子里遮天蔽日，终日难见阳光，无法想象这片林子是怎么躲过大炼钢铁那疯狂年代的。现在，公社安排了两个转业军人当专职护林工人，大宝就和李大爷理所当然就同时“下岗”了。

　　第二年开春，李云凤自作主张，托娘家一远房亲戚，在四十里外的山村找了一个很有名气的木匠师傅，要大宝跟着去学一门手艺。

　　“我给你找了一个木匠师傅，去学一门手艺吧。”李云凤不容置疑地说。

　　“我不去。”大宝用一把大锯对着一根木头使劲，头也不回地甩给母亲三个字。

　　“你这个伢儿，怎么这么不懂事呢?”李云凤仍然不疾不徐地说，“有一门手艺在身，没事时帮别人家做点活挣点工钱用，多好啊。你看人家赵篾匠，手艺好，娶了一个媳妇都是做裁缝的，两个人挣钱，日子过的多带劲。你学好了，将来也能娶个好媳妇呢。”

　　大宝知道这是山里人普遍的想法，道理很简单，不管世道怎么变，手艺人谁家都需要的，吃不了亏。罗家河也有很多的木匠，瓦匠，蔑匠，漆匠，还有补锅的，打铁的，剃头的，他们都以自己的姓加师傅被人们招呼着，甭管手艺好孬颇受人尊敬。山里姑娘家的路子少些，只能学做裁缝，谁家有女做裁缝，即使生的丑些，也能嫁个好人家，谁家娶了一个做裁缝的媳妇同样是件很令人羡慕的事情。而谁家有手艺的儿子娶了一个做裁缝的媳妇，更是值得炫耀，相当于当时城里的双职工。

　　赵篾匠就是这样的“双职工”家庭。

　　“我出门了，家里的山地怎么办?”大宝停下手中的锯，坐在木头上，看着母亲说。徒弟拜师，学艺三年，除过年过节外，中途不准回家。

　　“我和你爸能撑下去呢。”李云凤说。其实，李云凤还有更深的想法。大宝吃住不在家，节省了粮食，也许能换点钱，就有更大的可能将二宝供出来成为公家人。自己吃点苦算得了什么。

　　将二宝供成一个公家人，是李云凤最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顿顿吃红薯都愿意。

　　当然，李云凤还知道拜师学艺的规矩，师傅每年还要给徒弟两套新衣服。大宝跟着自己，未必每年能给他添上两套新衣服啊。

　　“那……好吧。”大宝答应下来，第二天就出门了。

　　而满伢却让李云凤闹心不已。

　　满伢越来越顽劣了。山里有豺狼野猪，时常跑到村里偷鸡或在地里拱红薯玉米，老辈的人就配制些土炸弹放在这些野物的必经之地，常有收获，不仅除了害，还能偶尔改善一下生活。满伢不知从哪里搞到土制炸弹的配制方法，也不知从哪里弄齐了配制炸弹的原料，终于造出一个鸡蛋大小的东西，兴奋不已。

　　为了试试这玩意的功效，满伢将它埋在对面分给自家的山林中。那片山坡下只孤零零的住着胡海林一家。责任到户的时候，由于胡海林家人少，与另一户人家合起来才分到一头耕牛，猪崽倒是分了一只完整的，但长到三十多斤了还没入栏，任它满山遍野自己在地里拱食。一日中午，只听一声轰响，紧接着就听到猪的嚎叫。队里很多人以为又放倒一头野猪呢，发一声喊放下手中的农活争相去看，只见一只猪崽原地转圈，满头是血，鼻子嘴巴却不见了。胡家媳妇一眼认出就是自家的猪崽，当场开始满地打滚地嚎啕大哭。

　　“哎呀，怎么就这么点威力。”满伢很失望地嘀咕。他人小，跑得慢些，刚到。

　　这句话却让满地打滚的胡家媳妇听见了。“是你这个遭天杀的放的炸弹啊，呜……”她披头散发爬起来，抱着血糊糊的猪崽一路狂奔到李云凤家，又躺在地下打着滚，哭着要李云凤赔她家猪崽。

　　李云凤见一伙人有哭的有喊的冲家里来，更看见胡家媳妇也满身鲜血抱着一只没了鼻子嘴巴的猪崽，吓得不轻。跟来的人们又七嘴八舌地补充了满伢说过的话，显见就是他放的炸弹，而现在满伢就站在身边，还看着那猪崽直乐，毫不在乎的样子，李云凤想到他这些年给自己闯的祸，“孽……”就晕过去了。

　　在孙黑头的主持下，李云凤将自家分得的猪崽替满伢这个孽障赔给了胡家媳妇，就此落得个经常头晕的毛病。

　　胡家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当年从地里收回来的老南瓜老冬瓜，不少被人剜了洞，且洞里拉满了粪便，胡家媳妇也从此落得个看见南瓜冬瓜就恶心的毛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只猪崽的差别使李云凤领导的全家在基础和起步上落后的局面渐渐显现，李云凤一家陷入最困难的时期。

　　也就是那一年，乡里有学生考取了中专和师范，还有传言说县里有三人考上了大学。这些消息使李云凤对二宝的希望就更大，愈加坚定了李云凤要把二儿子供养成公家人的信念。可是，虽然大宝在外当学徒少了一张嘴的吃喝，但家里仍然一天比一天糟糕。分的一头小猪崽养到半大的时候，赔给了别人，以当时的底子，根本就挤不出钱来重新买只猪崽，再说谁家也没有多余的猪崽出售。一家人一年不吃肉倒能熬过去，可是随田地分产到户的还有国家的生猪订购任务，如果没有，是要用钱品补的。

　　而那点田地，连吃饱肚子都难，拿什么去品补。

　　罗家河村唯一的经济作物，是油桐籽，春天油桐花开，满山都是淡淡的粉色。但山民不会欣赏那漫山遍野的美景，他们关心的只是当年油桐籽的收成。每年入秋，村里就雇了人有一声没一声地敲着破锣，有气无力地喊着“禁山喽，任何人等，不得捡桐果回家，违者法办”。寒露过后的某一天，破锣急敲，那人的声音也变得十分急促，喊着“开山喽”，各家各户就同时行动起来，用早已准备好的长长的竹竿满山敲打油桐树。各家的山林并不成片，为了不让别人将自家已经掉在地上的油桐果捡走，需要相当快的速度从这块山跑到那块山。为了节约每寸土地以增加一点收入，油桐树下都见缝插针地种着红薯，要在厚厚的齐膝深的红薯藤里捡尽油桐果，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这就让没钱却有时间的人们有了创收的机会，捡桐果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群结队。中学小学也都放假，让学生勤工俭学捡野桐果。

　　学校也没有什么其它的经费来源，全年的经费开支全靠学生的勤工俭学，学生勤工俭学的任务也就格外的重。村民们有意见也没办法，学校老师完全可以对没完成任务的学生停课。

　　事实上，还真有舍不得家里的油桐果而不让孩子读书的，罗家河就有很多。

　　只要有空，李云凤总是背着一个破背篓，弓着背在山坡上翻那些已经被人翻了无数遍的红薯藤。

　　二宝回家勤工俭学，出门捡野桐籽时口袋里却带着本书，那是李云凤嘱咐的。李云凤对二宝讲，能捡到就捡吧，捡不到就背家里的。这话摆明了就是让二宝上山看书的意思。在红薯藤都像被梳子篦过很多遍的山坡上，哪有油桐果打脚跟的事。二宝总是背着空背篓出去，逛荡半天依然是空背篓回。但每年的勤工俭学任务，在李云凤强有力的支持下，孙二宝每年都会得到盖着学校大红公章的“勤工俭学积极分子”奖状。

　　二宝懂事了。农忙的时候，也帮助家里做点事，只是体格差，干不了重活。挑水，挑粪，倒是不怕脏不怕累，但手上始终没离了书本。初三那年农忙假期，二宝挑半担稻谷回家，还捧着本英语书几里哇啦地念，一不小心跌倒在田坎下。

　　对山有人发现了坐在田坎边“呜呜”哭着的孙二宝，马上就吆喝李云凤。李云凤丢下手中的活计赶来：

　　“不要紧不要紧，啊，没事。”虽然也心疼那半担金黄的谷子，但还是安慰着儿子。

　　二宝的哭声更响了。他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半担谷子的价值他是明白的。

　　二宝“挑不起半担谷子”事件让他名气更大了，他的外号也因此从“作家”变成了“书生”。只是“书生”二字从人们嘴里出来，总会带着一些揶揄的味道。实际上，罗家河村的人们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所呆的贫瘠山窝里能飞出金凤凰孙家二宝真能成为一个靠笔杆子吃饭的公家人，这些年，罗家河没有出个一个公家人，连在乡里扫地做饭的都没有。

　　不说大学，能有幸读个中专师范什么的，都要祖宗埋对风水。

　　“孙家的祖坟风水好吗?嘁……”村民们私下议论时带着不屑和嫉妒。

　　但二宝在初中的时候，又确实发表了两篇短文，还是市里的报纸。这就愈发坚定了二宝搞写作的信念。

　　或许，没有这两篇小文章，孙二宝的人生应该是读完初中就安心地回家务农，娶妻生子，幸福一生。

　　二宝没能考上中专或师范，上了县城的二中。县城离罗家河村更远了，有三十多公里，虽然公路修到了乡里也有班车，坐车却是很奢侈的事情。于是，二宝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周六回家周日上学靠的都是一双脚板。由于进山的公路坡陡路险车行速度很慢，他和几个同学常常攀爬那些正在上坡的货车，再找一坡陡处溜下来，就象一支公路游击队，倒是省了不少力气。

　　李云凤仍不遗余力地支持二宝读书。在没有野桐果捡的日子里，李云凤背着一只背篓，常常独自进山猿猴般攀爬在悬崖陡壁挖黄姜。渴了，有山泉水，饿了，山上有能吃的野果，还有那漫山遍野的野葛根，含有丰富的淀粉，都可充饥。更多的时候，是带一两个或熟或生的红薯。和所有的罗家河村人一样，李云凤家的红薯也不缺，从农历七月半开始，红薯就占了全家主食的一半以上，一直维持到次年农历三月。每年秋高气爽的日子，孙德贵都要将一筐筐鲜红薯洗净后切成如现在肯德基里卖的薯条样大小晒干，晒干后的红薯条老家人都叫“红薯米”。在以后相当长的日子里，一小半大米一半红薯米煮成的饭，就是全家的生活。这样的饭，胃不好的人吃了，会整天嗝酸水。

　　红薯产量高，生的熟的都能吃，是罗家河人的宝。

　　但粮食再紧张，二宝读书是第一件大事。

　　“二宝，该上学去了啊。”

　　一个周日的中午。李云凤看着在屋里磨蹭的二宝说，她知道他有事。

　　“我……”二宝吊着脸，欲言又止。

　　“怎么了?钱不够?”李云凤关切地说，随即从怀里掏出手绢，里面裹着的一堆零钞。“要就说嘛，供你读书的钱妈给你攒着呢。”

　　“我要买一本词典，”二宝嗫嚅着说，“老借别人的，人家不高兴。”

　　“行，”李云凤答应的很干脆，“那……什么典要多少钱?”

　　知道自己的钱不够，李云凤吩咐丈夫将半担稻谷挑到乡里卖了。粮店的人说稻谷还没有完全晒干，要扣二斤水份，孙德贵也不同人家争辩。能卖掉就行，免得回去挨李云凤的骂，再说不卖再挑回去也太费力了。

　　在二宝读高二的时候，为了给他配一副近视眼镜，李云凤依然毫不犹豫地卖了两担玉米加上半年挖黄姜攒下的钱。粮食不足部分，红薯补缺。

　　李云凤每个周末总会往二宝的米袋里多添些米，同时叮嘱他在学校你不能和别人比吃穿，要比学习，吃得苦中苦，才做得人上人啊。

　　这些话二宝听得不下一千遍，但每次都非常认真地回答知道了。实际上，除了父母拿工资的同学，大家都差不多，二宝倒没觉得什么苦。

　　那几年，孙德贵全家，除了李云凤怀中的那只小手绢，所有能穿的衣服上面，都有大小不一却针脚细密的补丁，就象穿着一身的靶纸，当然也包括二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