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传统文化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生长点

　　盛 晟

　　【摘 要】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本文从消除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疑虑、走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误区、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举措几方面，论述了让传统文化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生长点的基本观点，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打开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传统文化 软实力 生长点

　　党的十七大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问题提得越来越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仅要大力培育和提升现代文化品牌，也要从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使之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生长点。

　　一、宏观运势，消除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疑虑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先提出来的。他说，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依然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他的这一说法，立即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我们党就多次强调过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我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从“源头”上寻找文化“软实力”的生长点，是世情、国情和文化产业发展“业情”的必然要求。

　　(一)世界发展面临难题，必须借助中华传统文化启智

　　当前，世界发展面临一系列难题，如人口剧增，能源、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社会分裂，贫富对立，区域对抗等等，这些难题的解决，必须借助中华传统文化启智。

　　1988年，7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召开会议，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教授认为：“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000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可见，对于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难题，中华传统文化仍然具有“启智”作用。我们若能加以挖掘，强固理论根基，深挖人文内涵，创新工作方法，必将对破解世界难题做出重要的贡献。

　　(二)国家发展面临窘境，必须借助中华传统文化解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但与之很不相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并未得到充分显现。一是民族文化特色在迷失。衣食住行深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除黄皮肤和黑眼珠无法改变外，几乎都为西方“同化”。二是历史文化资源遭掠夺。“端午”被别国抢先申报文化遗产，李白被说成韩国后裔。三是文化产品市场份额低。据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统计，我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不足4%。四是原创思想理论相当少。除先秦诸子百家以外，中国没有诞生像牛顿、爱因斯坦、卢梭、伏尔泰这样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家，没有贡献对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和学说。至今，我们在许多领域只能当西方发达国家的虔诚学生。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创造出可以征服西方文明的科技成果与生活方式，不能出口价值观和文化。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的力量，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日中国向外输出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甚至不是电视节目)。”英国《旁观者》云：“富豪可能有能力买一所豪宅，但在世界的第一张圆桌边上，钱却不易买到一个位置。”没有文化的同步发展，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一些人眼中就像是一个文盲“暴发户”，钱再多，也进不了上流社会。这就是我们国家发展面临的窘境。

　　我们要摆脱这种窘境，必须以先贤为榜样，发扬传统，继往开来，在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生活风尚与引领全世界更健康、更持续的发展上有所作为。

　　(三)区域发展面临机遇，必须借助中华传统文化兴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高涨，世界财富和权力正在悄然发生转移和重组。一些原来发达的国家相对衰退，一些原来落后的地区则活力凸显。这种财富的转移和重组，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迅速崛起，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功不可没。韩国在卢泰愚时期就把儒家文化作为致富兴国的价值观写入了国策。新加坡在整个社会中大力倡导克勤克俭和重视群体作用的儒家精神，“把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台湾和香港也积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学习管理智慧。由此可见，借助中华传统文化兴业绝不是无稽之谈。

　　二、冷静寻路，走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误区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若干富有生命力的“细胞”，是我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生长点。可惜，过去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存有误区。若不走出这些误区，就很难弘扬中华文化传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摒摒弃文明古国的夜郎自大，憧憬中华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

　　自汉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从“专信膜拜”、“批判否定”到“回暖升温”三个阶段。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求”，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不再，儒家思想借政治力量一家独大，全社会以儒为尊，其余各家靠边。孔子生前困窘，死后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享誉之高，无与伦比。借用鲁迅的话说，帝王们用种种白粉，把孔子打扮起来，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儒家学说也被神圣化，读书人专尊专信儒家，开口“子曰”，闭口“诗云”，笃信“半部《论语》治天下”。以后的几千年，儒学已俨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从而使国人生发出对儒家文化的盲目崇拜。我们的祖先甚至认为，中国人生活的这块地方是天地的中央，四周都是“蛮夷之邦”，是“蛮荒之地”，“中国”是天朝大国，是有文化的，是文明的;“蛮夷”是没文化的，是野蛮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当海外的“蛮夷”入侵，打得我们遍体鳞伤的时候，还未觉醒，仍然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认为中华文化是绝对优秀的。这是一种井底看天的夜郎自大。经过改革开放，我们的目光已经明显远大了，但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还必须彻底摒弃这种夜郎自大的心态，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远大理想的高度，更新观念，走出这种认识上的误区。

　　(二)避免社会发展的自我封闭，坚持中华伟大复兴的开放战略

　　文化的发展需要交流，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一定结不出优秀的文化果实。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说：“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中华传统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是先秦诸侯纷争最激烈的时期，也是华夏“各国”不同地域文化碰撞、冲突、交锋最猛烈的时期。““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说过，“软实力”的建构需要倾听，需要面对面的交流，这就是开放观念。

　　在世界文明史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曾长期领先于西方文化。但近代以来西方迅速超越东方，软、硬实力迅速提升，除了其它历史因素之外，“大航海”所导致的人类交往扩大、交流频繁所产生的推动力不可低估。近代中国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与固步自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摒弃保守、封闭，主动与外部世界接触，加强与各种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借鉴并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仅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文化“软实力”。一波接一波的“汉语热”、“中国热”表明，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显著增强，也说明我们实施的对外开放战略非常正确。要想继续提升文化“软实力”，就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伟大战略。

　　(三)消除民主管理的妄自菲薄，建立中华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我们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与此同时，一批知名学者开始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产生严重质疑，爆发了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名进行的猛烈批判。这种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在“文革”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很多人失去了在中国实现民主管理的自信。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民主管理，且不说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即使在皇帝专政的封建社会，早朝(皇帝办公会)时，也允许各位大臣集奏，使下情上达。一些开明的皇帝还当堂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然后拍板决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也十分重视民主，并把民主作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法宝加以推崇。更何况，现时中国的国体、政体都是按照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意志来运转，因此，在民主管理上，也无须妄自菲薄。

　　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实施民主管理的问题上，必须坚决抛弃那些跟风、赶时髦的形式主义做法，必须在深刻把握民主内涵的基础上建立起高度的理性思维。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

　　三、古为今用，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举措

　　不可否认，中华传统文化仍然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其中许多思想至今仍然具有耀眼的光芒。但是，弘扬传统，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过去，取其精华，也不是下载照搬。必须是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古为今用，又有创新。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生长点。

　　(一)解放思想，培厚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土壤

　　纵观历史，人类思想发展的每一次飞跃无不与思想解放有关。发生于14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如此，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如此，发生于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是如此。

　　解放思想就要打破禁区。如果不打破中世纪统治欧洲的教会神学的禁锢，就不会有文艺复兴运动;如果不对“三纲五常”等封建法统进行清算，就不会有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如果不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也就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生。解放思想就是给思想文化赖以发育的土壤中耕、松土，没有肥厚的土壤，必定长不出茁壮的禾苗。

　　解放思想就要有所包容。荀子说：“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100多年前，正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大站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最前沿。包容并不反对批判，但批判一定是有包容的批判。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达到辉煌的顶点，一个深刻的历史原因就是那时周王朝的统治已经衰落，王权已无力干预思想的分歧，不同“国家”的人们有了争论的自由;而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在思想文化上没有大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统治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百家争鸣”的环境已不复存在。提高文化“软实力”，既要欣赏“阳春白雪”，也要呵护“下里巴人”;既要强调宣传纪律，也要鼓励思维创新。真正做到“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培厚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土壤。

　　(二)勇于实践，扶正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根苗

　　勇于实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质。儒、道、墨的学说都是那个时代思想家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刻思考的产物。面对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争战、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他们苦思救世救民的良方，儒家给出的是“仁爱”，道家给出的是“无为”，墨家给出的是“兼爱”。儒家“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达的是为社会谋福祉、为天下开太平的思想，体现的是“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的务实精神。即便是道家，宣称“无为”，其实也是特殊时代“无不为”思想的真实表露，隐含的是对百姓困苦的深切同情。在儒、道、墨各家中，墨家学说的实践精神体现得最为充分。墨子葛衣弊裘，为生民请命，千里奔波，“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又亲事农桑，制车辆，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重大成果，是我国古代最重实践的思想家。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要学习古代优秀思想家勇于实践的精神，少搞纯粹的书斋文化和仅为少数人享用的贵族文化以及为部分人喝彩助兴的帮闲文化，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努力扶正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根苗。

　　(三)创新思维，增加文化“软实力”发展的肥力

　　勇于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特质。孔子曾师从老子，墨子和韩非子都曾是儒生，但他们从不盲从自己的老师，分别在后来的研究中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可惜的是，后辈中却有不少人不同程度背离了先哲们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唯书是从，唯师是从。或者食古不化，把前人的学说当成僵死的教条，他们口口声声推崇国学，结果只会穿汉服、戴汉帽，背《三字经》、《百家姓》;不推则已，一推，国学反而毫无生气，令人入目生厌。或者食洋不化，不研究自家国情，把国外的东西奉为金科玉律，别人搞“私有化”，自己也跟着喊“私有化”，别人搞“经济自由主义”，自己也跟着喊“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全盘西化”;这些人自称是这“家”、那“家”，其实只不过是西方二流学者的一个“掉书袋”。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见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政治报告)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讲，创新是最好的养料。没有创新，文化必将失去生机和活力，思想之花必然枯萎。胡锦涛总书记说得好：“任何一个科学技术创新活跃、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都需要文化创新来激荡和引领。”我们一定要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见十七大报告)，努力增加文化“软实力”发展的肥力。

　　(四)着眼未来，呵护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成果

　　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质是重整体，重综合。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的“和为贵”、“大道之行”以及“天人合一”，讲的是人、社会、宇宙间的普遍哲理，并不是指个别的、部分的联系。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认为：“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

　　正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重宏观而不重微观，重整体而不重局部，重系统而不拘细节，使其具有了“囊括宇内，包藏八方，涵盖万世以至于无穷”之功能，这就促使人们不仅看到“小我”、“小道”，更能看清“大我”、“大道”，不仅能注目当下，还能憧憬未来，具有穿越时空的永久魅力，获得了永恒的价值。但自古以来，一些拥有文化“软实力”成果的人，特别是那些敢于创新的人，并不那么幸运，经常成为被铲除的对象。不过，天道是公平的。商鞅遭刑，但强秦崛起;韩非被害，然天下归一。作为当代人，我们务必着眼未来，努力呵护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成果，确保其生长力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2、《国学讲坛》，张步云，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8月

　　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羡林，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石门县委党校)

      [编辑 张友亮]